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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下里巴人古板中吸取智慧泛酸,从中华价

发布时间:2019-09-17 00:39编辑:联系我们浏览(182)

    构建中国学派,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从中国道路中提炼出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和规律。如何构建中国学派?《周易》提出了把握宇宙规律的“三大原则”:不易、变易、简易。这“三大原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对于时下构建中国学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中国道路与中国实践的全部真理性,它的起点与归宿、前提与结论、手段与目标、信仰与现实,归根到底,就是一句:为人民服务。

    “不易”:强调一以贯之、不可动摇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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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之道,常变而已矣”,“不易”即常道。自轴心时代以来,人类文明不断拓展对人生与世界的认识,又不断以不同方式回归原点,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将走向何方等重大问题。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术语来说,这种方法可称为“述”。述的意义在于从新角度反思老问题,通过创造性的重新诠释,为人们所面对的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类不悖,虽久同理”。把握天下之常道,对于构建中国学派具有重要意义。

    【说明:本文根据白钢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三讲的主题发言及相关点评-互动整理而成。点评互动的内容,尚未经过评论人整理,可能有错谬之处,参考其大意即可。】

    民本思想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的古训,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的最大共识。它把人民作为国家的根本,把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不好作为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看作决定民心向背的关键。从《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的“民贵君轻”;从朱熹的“新民”思想、王阳明的“亲民”思想到顾炎武的“厚民生,强国势”,再到今天的“全面小康”,可以说民本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一以贯之。民本思想伴随中国梦的实现进程而与时俱进,现今已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鲜明的现代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映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确立了新发展理念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这一重要思想,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构建中国学派不能缺少各个领域的精深研究,但如果不深入研究这些大本大源的问题,而只是在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上零敲碎打,就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更难以传诸久远。

    主题:不易、变易、简易—从中国传统看中国学派

    “变易”:体现学习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

    时间:2017年12月14日下午

    以儒家而论,不易对应于“经”,变易对应于“权”,经权需要密切配合,才能与时偕行、保持中道。孔子提到的三代礼制传承中的“损益”便是一种革故鼎新,《礼记》更是提出了“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这种恪守原则又高度灵活、有大风骨亦有大器量的中华优秀传统,是当代中国容易接受和适应新鲜事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文化基因,为推动中国学派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思想资源。

    地点:清华大学公管学院427

    “唯知常而后能应变。”常中有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制度自信和改革创新有机统一,坚持“不易”前提下的“变易”,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必须始终坚持,这是制度创新的底线;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坚决破除,这是制度创新的主攻方向。例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有序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等。还应看到,中华文明从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了丰富养分,如社会主义理念就是西方人提出而后被中国化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选择地学习美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的经验、德国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以色列在发展农业方面的经验等,但我们没有简单照搬外国经验实现“变易”,而是根据中国国情进行综合创新,将有益的养分融入中国道路有机体中。

    鄢一龙:今天我们“国情讲坛”第三讲很荣幸邀请了复旦大学白钢教授给我们讲《不易、变易、简易—从中国传统看中国学派》,同时今天出席我们讲座的嘉宾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广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丁凡老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陆克立老师。

    “简易”:善于对错综复杂的问题进行精炼概括

    白钢老师是我们的好朋友,对我也是亦师亦友的角色,白钢教授他专业程度达到很高的造诣,他掌握30多门外语,自己经常应用的也有10多门外语,专业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他不仅是专家还是通家,在很多的领域除了语言领域以外。本科学的金融,现在也做金融,金融方面也有很多看法,同时国学有很深见解,他自己有很多实践和修为,党和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在多个领域进行思想探索。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中华文明中富有影响力的作品,如儒家的《中庸》、道家的《老子》、佛家的《心经》,精妙而不繁琐,都不是长篇大论。这一中华优秀传统对于长期接受西方分析式学术训练、习惯于写长篇大论的当代学者而言,值得深刻反思和认真借鉴。不管论述的问题何等纷繁复杂、表达如何系统全面,都应当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描述的对象加以概括提炼,使之易于为大众所接受。这也是检验对复杂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认识是否深入的试金石。

    我们为什么说专家之外是通家呢?当代知识碎片化,现代学者很难追求通家这种理想,但是通恰恰我们是中国古代学者一直追求的境界,达到了一个全体大运,古人说表里精粗无不到。我觉得白钢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跟他根本智慧醒悟有密切关系,我们平时有很多交流,为什么他懂这么多语言?首先根本还是一个自信,后面大家感兴趣可以和他交流。但是还是很本质的智慧有领悟之后,同时又是一个在不同事物上观察,通情之外的智慧,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中国学派可能富有的使命,不是单个学科的中国学派,随着专业化分工日益碎片化条件下去重构一个有整体性的连续性知识的使命。今天白教授给我们做的讲座《不易、变易、简易—从中国传统看中国学派》,我们把时间留给白教授。

    理论只有被人民掌握,才能发挥伟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所遵循的就是“简易”之道。毛泽东同志用“闭塞眼睛捉麻雀”来讽喻主观主义,用“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来比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来强调实践的作用。他还通过讲述“愚公移山”的故事来揭示深刻道理;《为人民服务》一文用很简短的文字把党的根本宗旨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因而能够深入人心、广为流传。习近平同志指出,深刻道理要通过讲故事来打动人、说服人。寓抽象哲理于具体细节中,寓理性说理于感性素材中,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牢记梁家河村民吃上肉的期盼,寄托着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价值追求;讲述张之洞感叹改革之难,思考改革需要凝聚共识;约旦商人在浙江义乌开阿拉伯餐厅,见证着“一带一路”的巨大发展潜力;等等。《习近平讲故事》通过这些可触可感的细节,让宏大的中国故事变得“与我有关”。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实感,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鲜活事例,将“基本原理”转换成“常识道理”,这是构建中国学派理应继承和发扬的中华优秀传统。

    白钢:多谢一龙兄的溢美称赞。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学习各种古代语言的真实动力与意愿,在于进入对于人类具有核心影响的各种文明体的精神核心,进而探索其本质、特性、情味、规律乃至命运。语言是进入一种文明体的钥匙,我对各种古今语言的学习,根本上出于对文明之为文明这一问题的思量与关切。而任何一种文明的真正生命力,总是在于其能够应历史境遇的不息迁变乃至翻天覆地之巨变而化成活泼泼的现实。

      (作者为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感谢清华国情研究院提供了“国情讲座”这一契机,在学习和体会了许多种其他国族的语言及其文明之后,我将尝试从中国的传统来审视中国当下的境遇与问题,进而考察正在成长当中的中国学派。

    有关中国学派的核心,提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时候往往前面会加上一个“特色”的定语,而讲中国学派不会特别强调中国“特色”学派。从哲学角度而言,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主义,不会因为不提“特色”二字,中国的特殊性就消失了。在《大道之行》一书中,我们一直在提中国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一点考虑在于,提特色或不提特色,更大程度不是对应中国道路本身是否有特殊性,而在于阐释与宣传这个道路的时候呈现何种理论姿态:强调特色,是一种带有防御性的姿态,即强调,中国可以走一条与世界范围之“主流”路径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不突出特色,显然不是为了否定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传统与所处时代所具有的特殊性,而是在强调,应以中国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实践、解决中国的问题、升华中国的自觉,并从中国道路的实践中,提炼出对于全世界、特别是对于和中国具有类似遭遇的广义上的东方国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经验与规律。

    毛主席曾说过,“中国应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这不应该只是对应于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曾长期在世界文明体中居于领先地位的文明古国,经历了近代以来为列强凌辱的历史,通过艰苦奋斗重返世界历史中心地位的前景。中国由地区大国上升为世界大国、进而成为对于新的世界体系具有核心影响力的大国,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没有大的悬念,在不远的将来就将实现,在极保守的意义上,也可以相信,到本世纪中叶,也必将成为现实。

    真正的挑战在于,处在这一历史进程的中国道路与实践,能否超越以往以霸权迭代为核心、以最强势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和资本结成同盟所构造的带有高-低、上-下、中心-边缘、支配-受制关系和压迫性秩序的世界体系,从而为人类贡献出一种更平等、合理、更值得追求的世界可能?这确实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包括我们在内所有置身于此“大事因缘”者的重大考验。

    承载着“应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之期许与使命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中国传统中生发出来的,是在对于自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改造中展开实现的,它是中华文明传统在现代历史境遇中呈现的新形态。谈到中国的文明传统,首先,应明确,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本身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和集体意识之中,与前现代的传统一样,成为自身传统的一部分。而就中国的前现代传统而言,其体则儒释道三教和合,其用则儒法互补,进而吸收融汇各种其它的文明资源而化成自身。在这双重意义上,都不能将中国文明传统简单等同于儒家传统,哪怕对于前现代传统,这样的表述也是极为偏颇的。对于这样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富于巨大的内在张力而延绵持久的文明,其根本特质,可以借儒道两家共同之思想渊薮、并与佛教深相契合的《易经》的三原则,即不易、变易、简易,加以把握,进而为今天进行中国学派的建设提供借鉴与指引。

    一.不易。作为“变易”和“简易”之基础的“不易”,是指中华文明传统中一以贯之决定其所是而不可动摇的根本。结合中国道路的实践与中国学派的建设,最重要者在于以下三点:

    1.平等与觉悟的双运。这是中国传统与社会主义的品质-价值最核心的契合处,它贯穿于儒释道传统,构成了中国广大民众到先进知识分子迅速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心理根据。

    就儒家传统而言,由孟子所倡而为后世儒家普遍接受的“四心”说(《孟子•公孙丑上》和《告子上》提出的心之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四心”中首要而根本的侧隐之心,本身就包含着对他人与自我同属一体之平等关系的觉知。恻隐之心在四心中的地位对应于仁,仁与义、礼、智不是并列的,而是占据了本体论的优先位置:义、礼、智由仁所生发,也由其统摄,具备此三者尚未足以称仁,而仁者则必定具足义、礼、智,否则无以为仁。尽管具有极广大精微的内涵,但有关仁之本质的根本定义始终在于“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君子以仁存心…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恻隐之心所对应的是“不忍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最典型的显现是在“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情境中,这种感情是超越社会身份差异、无偏私地由决定人之为人的本性中自然流出的。

    四心”于儒家的脉络对应于仁、义、礼、智,在道家,则曰“吾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则对应于仁,俭对应于义,不敢为天下先对应于礼,而此三宝中又以慈为根本,故继而又言“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这也与仁在儒家价值体系中的优先地位相应。仁的要义于儒家曰“爱人”,而慈之根本于道家则在“能勇”,二者都同时包含着平等与觉悟的意味,也有着微妙的差别:以“爱人”为本质的仁,是由平等而觉悟;而令人“能勇”之慈,则由觉悟而平等。就道家传统而言,无论是以道法自然、虚极静笃为要旨的清静无为之道,还是以与天争衡、盗机逆用为核心的丹道,都强调通过认知和体证“生生”之旨,自主命运。

    大乘佛教,特别是作为中国化佛教圆成之代表的禅宗,特重“悲智双运”。智是对空性的究竟觉悟,悲是此觉性周遍法界的功用,二者共同包含在菩提心中。禅宗六祖以此“悲智双运”之境解说“功德”,极尽妙旨:“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滞,常见本性,真实妙用,是为功德”,进而反复铺陈展开,“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 至此境界,平等与觉悟圆融无碍,浑然不二。

    构成中国传统之主体的儒释道三家,其核心处均包含着平等与觉悟双运之义旨,且都兼有世出世间两个维度,只是儒家之绝大部分关注在于世间法,而道家和佛家则更多的偏向于出世间法。

    在现代语境下,这种平等与觉悟的双运,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辩证法和作为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内在相契的,也与中国道路所包含的超越一切带有侵掠、压迫特征的霸权体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与“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并举、进而同世界人民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关怀紧密关联。

    在经济领域,它超越于把人的本质简化为追求自利的欲望动物式的“理性人”假设,指向一种高度重视人的能动性与觉悟性的扁平化管理结构,将“主人翁意识”与“企业家精神”有机结合起来的鲜活机制与实践。以“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原则为核心的《鞍钢宪法》,正是这种实践中形成的最可宝贵的经验总结。它不但体现着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也是互联网时代到来前便真正体现互联网精神的企业改造。这是从中国的企业管理实际中生成的对世界管理学理论做出的最富原创力、最具时代前瞻性的贡献。

    在经济领域,它超越于把人的本质简化为追求自利的欲望动物式的“理性人”假设,指向一种将“主人翁意识”与“企业家精神”有机结合起来的鲜活机制与实践;在政治领域,它意味着超越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西方民主模式,进而超越以特殊权利的归属与认同为核心的“承认的政治”,指向为他与为己、权利与责任相统一的“觉悟的政治”。这种“觉悟的政治”,是人民内在本具的觉悟性从欲望动物式的“经济人”状态中被解放出来的过程,是人民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管理国家也管理自己、进而通过管理自己来管理国家的伟大实践。在这种实践中,作为“觉悟的政治”之起点与归宿、前提与结论、手段与目标、信仰与现实的,始终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倡并践行的“为人民服务”。

    2. 文明与国家、道统与政统的有机结合。相对于西方古典史学传统中,文明史与政治史的疏离割裂状态,中国的文明史与政治史彼此支撑,均无断裂。它既保证了中国文明生命绵长,也保证了中国文明始终将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作为载体与护卫,始终将强有力的统一国家当作维护与发展文明的必要条件。中华文明体的连续性是与政治体的统一性高度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既是传统中国彻底转型为现代国家的过程,又同时包含着对于主要建立在西欧经验上的“民族国家”的超越;当下的中国,既是具有极强大的动员组织协调能力的现代民族国家,又仍是保留着天下关怀与文明视野的“华夏”。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不但对应于核心政党的角色,同时也是文明传承的核心代表和维系中华民族之为统一体的核心纽带。这是任何其它现代国家的政党、政党领导的国家所不具备的特性。中华文明、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这三者均深刻地内在于当代中国的历史-现实之核心,呈现“三位一体”的形态。

    这种“三位一体”的特性,是中国学派得以生成的基础与背景,也是中国学派可不断加以挖掘的理论宝藏。

    3. 世俗生活和神圣价值的统一。中国的儒释道传统,均兼有世出世间两个维度。在充分承认和肯定世俗生活之正当性的同时,也坚持超越世俗意义的神圣价值。中国传统始终认为神圣性寓于现实生活中,心念与心境的转变与提升,能让人于世俗世界中当下体证神圣。

    这一传统最伟大的现代转化形态,即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提供了一种不依托寄望于超验之彼岸世界又超越世俗价值、能让亿万人民信受奉行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它不取任何宗教之名相,却能对于有意义的生活何以可能、生命之终极意义何在之类的宗教性问题做出有效回应。有关中国道路之意义的论述,不能仅停留在对于中国强大的国家能力和治理手段的赞赏肯定,这是目前国外学者对中国道路有所同情者的主流认识,即对中国道路中“术”的层面的认同。而中国道路所包含的世界历史与世界文明史意义,和它所代表的新的世界可能性,则远远超出工具理性-技术思维式的“术”的维度,而自有大道存焉!这是中国学派的理论建构真正具有主体性和世界意义的标志。

    当然,术的层面先进的成果和经验要重视和坚持,不能空言求道而背离、放弃行之有效的实际操作层面的经验。究竟而言,道术是圆融一味的,大道必定能够寻找与其本质相应的自我实现的手段与方便。在此意义上,我们相信中国道路所体践之大道,必将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并应着种种艰难险阻而呈现极灵动鲜活、自在无碍的形态。

    上述是关于中华文明传统中“不易”的方面。

    二.变易。变易是指中华文明在有所不易的基础上,不断地学习、创新,进而改造自身、与时偕行、应机而变。以儒家而论,不易对应于“经”,变易对应于“权”,经权结合,即“折中损益”之道,而 “文质损益”又是“折中损益”在历史领域最重要的体现。“文质损益”意味着超越非此即彼、非断即常的线性思维,以不常不断的态度体认历史与现实。《白虎通·三教篇》正是这种历史观的典型展现:夏道尚忠,其失野,救野莫如敬;殷道尚敬,其失鬼,救鬼莫如文;周道尚文,其失薄,救薄莫如忠。在此意义上,文质三统,交相损益,循环往复。而法家对于王者之道借法、术、势三者应时变化的论述,“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机敏态度,正是道家思想在现实政治领域之用。道教在历史上更是呈现出包罗广阔兼容并蓄、吸纳各种民间宗教与外来文化的成分而化为己用的形态,以致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函中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大乘佛教以“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旨应对各种外境的迁变,效仿出世-入世圆融无碍的菩萨行事,故而不但可以随顺因缘介入世间法,更可以借世间法来砥砺、深化乃至圆满修行。

    这种外圆而内方、有大包容大器量亦有大原则大风骨、恪守原则又高度灵活善巧的存在方式,是当代中国社会特有活力、特易接受适应新鲜事物、特能实现超越式发展的文明论根源所在。置身世界体系的急剧变化、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加速演变过程中,中国不断实现“弯道超车”和“换道超车”,从而成为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参与者与受益者。对于这种现象,以往通常只聚焦在个案的层面加以讨论,而缺少更深入也更宏阔的整体性把握,特别是缺少将中国传统与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精神贯通考察的视野,这显然无法满足中国在互联网时代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时代使命,亟待中国学派做出理论创新。

    三.简易。简易是指中国传统善于对极错综复杂之现象进行精炼简要、易于把握的概括,能将极高明的义谛落实于极简单寻常、乃至令人日用之而不觉的细节中,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在中国传统中最富影响的上乘之作,如儒家之《四书》,道家之《道德经》、《庄子》,佛家之《金刚经》、《心经》、《坛经》,都不是长篇大论之作,也不以分析思辩重重论证为特征,而都是心地所体证境界的流露与直指,玄奥而不晦涩,精妙而不繁琐。

    若与西方思辨传统对比,有哲学背景的朋友都很熟,以德国形而上学的理论着作为例,某部极厚重的着作往往只称作导论,这几乎构成德国哲学一大传统。这一传统显然和古希腊的哲学传统是相应的。上面提到的中国最富影响的儒释道三家着作的总和,或许还不及这“导论”一半的字数。作为一个黑格尔哲学深刻的同情者,我显然不是认为黑格尔式的写作没有意义,他达到了对西方道体最深刻的把握和体证。而这恰恰说明东西方文明体或曰道体各有其侧重。一者重分析,而分析若要深入则必然伴随重重论证,对核心大问题的分析需引出诸多较小问题,而从较小问题中又会引出种种更细微的问题,可谓“重重无尽”,故而对重大问题的讨论,初见规模便已篇幅浩大。而中国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心地所证境界的流露与直指,此种境界之真正高明真切处,非语言思维所可及,所谓“言语道断”、“不可思议”。落在言语思维的部分,虽不可缺少,但根本上只是指示心地所证境地的线索,是“指月之指”,而非所指之月。这种种线索往往以寓言譬喻的方式呈现,举其相类以启发心有相契者,要在得意忘言乃至忘象。

    这一传统对于习惯了分析式的学术论文训练、乃至习惯于写长篇大论的当代学者而言,特有启发意义:无论所论述之问题是如何的纷繁复杂,论文或论着的表达应如何的系统全面,都不应放弃对所描述的现象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加以概述、用较通俗的语言使之为大众所接受理解的尝试,这是检验对于复杂事物的核心特质、主要矛盾的认识是否真正深入的试金石。中国道路具有无限丰富深邃的内涵,但究其根本,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于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觉悟激发人民本具的觉悟,以自己的主体性激发人民的主体性,以一种“师生辩证法”意义上的有机循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

    对于这个事业而言,我们在座的人都是其见证者和参与者,而这个事业的命运,同样也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行、所愿。谢谢大家!

    鄢一龙:感谢白钢教授用非常精妙的演说,从不易、变易、简易—从中国传统看中国学派,他的演讲非常的简要,这个让西方学者讲讲几学期只是进入导论,他只用一个小时就讲完了。

    我们请中国人民大学张广生教授做点评。

    张广生:首先感谢一龙兄,白钢兄有这样的机会大家一起交流,白钢兄的演讲还是很重要的,我想从两个方面评议,一个是重点谈一下白钢关心的问题所得,另一个为了使他的演讲更加精彩,激起大家讨论的兴趣,我再有意的讲一些想商榷的地方。

    说到所得的方面。第一个白钢演讲理论意图这一点可能跟一龙兄跟很多人都是一样的,理解中国道路,建构中国学派,我们今天讲自觉,这是一个立基于文化自觉的,要在学术上有所自觉。现在中国的崛起即便国外战略家有保留态度,觉得它现实的影响,地缘政治的影响,政治经济的影响,对世界秩序改变带来必然因果效应,这方面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只不过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东西。我们作为中国的学者可能想得更多了,我们要理解中国崛起的世界史的意义和文明史的意义,这个意义上这方面白钢兄关切非常好,我们这方面讨论中国道路和中国学派未来的前景,我们要做什么工作。

    这个非常重要的关切之下,他的框架用一个比较简易的框架,不易、变易和简易,他又拢住三个东西,中国的历史文明,中国传统,中国的文明传统,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还有一个把他们指向中国学派,这个框架打开了我们问题欲,我们确实应该在这样高度上思考这个问题。

    就具体的所得可以具体谈谈。第一个不易的部分概括这三条很值得大家玩味的。他讲了三点,第一个平等与觉悟的双运,第二文明与国家道统与政统,第三个世俗与神圣的合一,还是很有具体感的,很有理论意识的。

    讲平等与觉悟的双运,当然它有它超时间的所谓的机制,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有理解历史传统和我们当代中国方向的意义,比如说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和儒释道尤其我们传统之间内在联系,他们中间这种活力张力讲的很有启发性。

    第二个,讲的文明和国家合一个,结尾处尤其强调了一下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现代国家易于法权机器式的法权国家文明国家的特点的时候,最容易引起大家的关切和争论,也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很高的道德的或者是文教的要求,我们的政治家也有一定自觉,总结我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发现中国道路最大特点有一条必须提出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的核心的领导作用,承担的核心领导责任,于是又讲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如何理解这一点呢?中国传统上讲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习总也引用这一句话,他说要想在中国实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关键还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呢?

    所以说这一个讲文明国家而且落到现代中国这种,中国在中国政治体系和现代文明体系中的作用这一点很重要的,不仅仅在理论上我们继承了文明的传统,如果我们有一个悠久的文明国家传统的话它在现代的表现在哪里?核心在哪里?非常有价值。

    第三点,讲世俗和神圣的合一,世出和世间的合一传统,更从我们的社会传统好像没有集中讲政党和国家的那一面。但是我觉得可能他在讲的过程中流露出来的那种,我们不能只讲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要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我们要理解中国方案,包括我们召开世界政党大会,当然是肯定中国的成功,某种意义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也是跟世界这几个政党交流这样的经验。其中有一块白钢强调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我们现代国家的那种行政或者是官僚体系或者是治理体系术的一面,我们有道的一面,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道术在哪里。这一点其实他尤其在第三点的时候,强调这一条,虽然他讲的中国社会的这个传统,回过头来他和整个国家核心,领导力量也要生活在这个传统之中,他也要恢弘这个传统,这三条不易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的讨论,因为我们要说理解中国道路,建构中国学派。

    说到变易尤其强调儒家讲经权,文治互变,尤其讲到超越线性的历史观和政治观,讲不长不断的有变化,有大坚守,大风骨,其实中国传统在这方面确实是很强的,其实中国文明确实不是那么教条的一个文明,包括吸收佛教的这种方式,尤其讲到大乘佛教禅宗都是不教条的方式,讲我们儒、法、道的时候都发现这一点,但是讲它不教条又不是我们所说的机会主义,讲都是有坚守的,有大道的,法家其实也是一样的,法家也有尊贤,有很多坚守的东西,和中国的西周以来的王观学传统有关,有一个很高的起点,有一个变化的传统,讲的很有价值。

    第三条简易,他讲我们注意到中西的理论传统的不同的特点,咱们好学深思有一定阅读经验的确实有这个理论,西方的理论书他们的部头很大,有的问题处理深刻一点,处理比较简单的问题也比较烦琐,当然德国传统这样,现在分析哲学很流行,也都这样,显得很严密,但是境界直指的作品确实很少,什么原因咱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从外面注意到这个差别,历史学家觉得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影响现实社会政治机会就很多,他们懒得废话,或者指导人生的机会很多,指导政治机会很多,都是实修的,不是写书,人家天天早上起来站桩,什么时候做实际的修炼,有些理论书是有的,都是进行实修的,所以他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对于我们建构中国学派来说确实很有一个指导的意义。

    首先我们倒着来批评,简易是很重要,欣赏中国传统里面非常好的地方。还有一个我们时代处境,现在我们总结或者理解中国道路的经验,建构中国学派我们是和哪些人争论,你如果说我们政治家有自己的自信,我们的人民也对自己的道路怎么走也是非常信从的那种,不知不识顺地之责。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是觉得我们的文化自信满满,所以我们学术自信也满满,我觉得我们要贯彻简易之道的好像就自然之理了。现实的情况我们100多年到200多年相当于被压迫的,军事经济力量打的有点措手不及,另一方面其实西方主导的历史进程的全能已经深入到我们历史叙事能力和理论叙事能力的内部了,他们特别能辩,你讲一条人家能讲一万句,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并不是好辩,我们不得不辩,不多说一点不在理论建构方面多做点工作,不去跟他进行理论作战,而是境界直指,我不跟你争论,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你们是众人,我们中国圣人不跟你说这个,这个根本当然是在这,另一方面从知识战略上白钢兄讲的简易这一块的话,我们能不能也努力建构一下我们文化自觉之下支撑中国学派具体的学科建制,我们也多搞点导论,是有必要的,这一块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有人占领。

    变易怎么说呢?关于世俗与神圣合一的中国传统,对于中国方案,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针对西方说的,某种上也是补充。甚至有可能是对包括伊斯兰世界说的。伊斯兰世界在这种启示宗教这种影响之下斗争精神我们也看到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很同情他,他在反殖,反霸这方面的英雄主义,那种激烈的反应我们看到了,我们能够领略比较英雄豪杰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其实如果上升到更高的,天下文明的这种高度的话,可能也觉得它这种方式是不是宗派主义的倾向太强了?对于我们讲命运共同体、互联互通,面对一个强大启示宗教传统文明的时候,我们跟它那种不同的地方,我觉得张力很强的,白钢兄主要强调我们主要跟西方的对比,你说还有一个受压迫的东方世界,我们怎么看它的呢?这是一个补充的意见。

    不易的部分我的商榷意见主要在第一条,你说平等和觉悟的双运,是不是把觉悟放到第一位,平等第二位,它们是可以双运,如果没有觉悟平等我们也难以领略,中国我们中国历来也有稀圣稀贤的传统,佛家有无差别智慧,能够关照这个智慧的智慧,菩萨还有实地呢,佛到底什么样的身位?第一条商榷能不能把觉悟放到平等前面?

    陆克立:各位下午好,非常非常荣幸到这里参加这个活动,感谢一龙兄邀请。我昨天在一龙兄朋友圈里面看到白钢老师到这里演讲,我很兴奋,我一定要来。我有一种情结或者一种激动这几年,我觉得我们中国思想、中国精神、中国主义或者是中国学,今天真的到了崛起的时候了,我们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日子到来了,我有这样一种情结。我们170年一直学习追随外国人思想和主义,直到今天我们才进入了一个引领人类思想发展的时代,我这样的一个观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从近来以来追随外人思想引领人类思想发展的伟大的历史转变,我很感动很激动。

    其实白钢教授的这个演讲也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并且他的论述非常好,他的论据论证方法他的观点全是我们的中国精神,刚才张广生教授评论非常好,他用易经三个本质论证方法也非常好。本身就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我们有自己的思想根源,我们有自己的思维方法,我们有自己的大道。

    我们有自己的思想根源,我们的根源在那里,中华民族是世界最伟大的民族,特朗普到北京来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非常明白:我们是龙的传人,不要再错认祖宗。今天讲的大道,你们写的书很好,和我写的中共学精神完全一致,可能是英雄所见略同,我看到你们书的时候真的很兴奋,我们有自己的根本。一些学界有人说的什么什么魂体啊,你今天说的特别好,中魂中体,世界上所有的优秀思想文化我们中国人都可以吸收进去,这个魂体是我们中国人的,魂绝对不能是外国人的。

    关于论证方法这种结构非常好,论证也很充分,逻辑比较严密的。

    第二点,结合我自己做得一点点东西。因为好几年提中共学,中共学是什么意思?刚刚从上海参加世界中国学论坛,国青办和上海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他们还请了陆克文,开了两天会非常有启发。他们开世界中国学论坛,我自己联络了一些朋友,希望以后和在座的各位合作,我们开了两届中共学论坛。去年联合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的第一届,今年我们刚刚开过,在美国加州伯克利,波士顿等等四个大学开了七场关于十九大精神研讨会,我们总得主题中共学。如果中国学展示中国声音,中共学希望它来体现我们共产党的声音。白钢兄弟最后结论非常好,中国共产党它的根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中华精神,这样的一个逻辑太好了,近平同志这几年倡导的,传统文化是我们魂,我们的根,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的精神命脉,这些词放到这里传统文化意识形态中已经到了什么地位?我们现在和国外学者交流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中国意识形态转型,正在发生重大的意识形态转型,肯定的。中国崛起了肯定是以我们自己的精神为指导,五千年文明的民族魂都不能自立,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政党和主义自信在哪里?

    第三点,遇到一些现实的重大的问题的时候才提中国学派,中共学,哪些问题呢?我是山东济宁人,我从小受到孔孟思想的偏爱和偏执,我在山东大学读的本科生,在地方政府工作了5年,外经贸翻译做了5年,2005年中央党校读了党史专业的硕士,2007年习近平当了中央党校的校长,在2008年的时候我到北京大学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北大读书的第三年,有幸得到公派的机会联合培养一年,费正清基金,那个时候还有历史的情结,做东西看档案,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啊?他们搞历史的,汉学的,他们把费正清当做中国哲学的开创者,胡鞍钢说清华大学国情中心是中国学已经成为显学,胡老师这次十九大报告说21世纪共产党宣言非常好,我现场交流说,我们中国思想开始引领世界。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费正清年轻的时候在清华大学既是老师也是学生,研究清代档案,他40年代开始把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一个开创者,中国共产党研究是他研究的重点,他学术的重点。我那个时候觉得共产党应该单独的做出来。

    第二个,我感觉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现在中国强大了,中国共产党发挥世界引领和时代引领的作用,我们在全世界讲什么,世界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我希望在座的老师思考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在座的各位老师,一龙、白钢、丁老师都是青年思想家,我看过你们的东西,大家思考这样的东西,向世界讲什么的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外一般讲传统文化,讲孔孟之道,国内这么多高校,两个学院在中国特别突出,一个是马院,一个是孔院,孔院全世界建了525所,1100多个孔子课堂,为什么世界讲那个,国内讲这个?习近平做得很对,他都讲了。给我们提出了现实的问题,世界举什么旗啊?十九大报告上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这点提的非常好,我们国际上讲人类共同体,人类共同价值,这点是我们中国人原创的,我们中国共产党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思想,是我们中国人伟大的开创。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科国学方面都很强,容易有思想的碰撞,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同志到我老家考察,曲阜讲话倡导孔子文化,也参加了孔子2656个生日习近平去过,发表了讲话,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生日过了2565个国家主席还去的。徐家富先生说曲阜讲话重要性勘比南方讲话,南方谈话解决的是信知信社的问题,曲阜讲话信空信马的问题,又一次拨乱反正,我觉得徐先生很有见地的,你们的书《大道之行》,十九大最后一段天下为公,大道之行是不是受了你们的影响?

    所以,我提的中共性和白老师和鄢老师你们所写的这本书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树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根本,到底谁是根本,我们中国人自己是根本,我们中国人自己做什么事情为什么跑到外国人书上看什么,外国人书上说我们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多么荒唐,我们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犯的最厉害的错误就是教条主义,文本主义的错误。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给大家汇报这么多,欢迎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鄢一龙:感谢陆老师的精彩的点评,我很同意中国学派核心就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但是要谈到中国学派的奠基人肯定不是老外,大家比较有共识的应该是毛泽东。

    丁凡:白钢兄我们认识有几年了,白钢兄思考这些大问题,文明史视野宏大的问题早就学习过,自己也尝试做一些努力。今天学习的感受还是跟以往比较一致的,对于文明史对于中国道路的总结,这样一件事情对于中国当前的历史位置来讲目前应该是超出了其他任何事业了,话语建设方面这个事情已经到了首要位置了,总书记总结过先是捱打后是捱饿现在是捱骂,为什么捱骂?你说不过人家了,人家拿什么说你很简单,你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就这句话,他讲的很简单,你真想说过他真的很不容易。

    白钢兄今天的《不易、变易、简易—从中国传统看中国学派》搭建起来的结构,假如说真的到了辩论场是不是真的好用呢?真的有点怀疑。我这个人习惯说坏话,所谓修为比较低的人,所以你一定要尽量。三个词都是从《易经》来的,白钢兄你没有把《易经》列上去,如果把《易经》列上去这个情况会造成很大的改变,《易经》摆上去这些很难跟它并列了。

    广生老师提到了觉悟和平等,我一听到这个,我看到平等和觉悟的时候白钢兄弟还是比较认可平等这个所谓的价值它的道义正当性。但是平等这个词我们汉语很讲究的,平等这个词本身很复杂,既有平又有等,等是等于,平就是平的,平等本身内部有一定张力的,现在汉代汉语讲平等只有前面的意思没有后面的意思了。在平等基础上谈觉悟,我和张老师的意见其实是一致的我认为觉悟在前,我可能激烈一点平等不要放在这,放其他的条里面。

    因为我感觉假如说跟西方目前主流的自由、平等这样的话语进行针锋相对的话,气势压倒对方,亮出我们道义正当性,我们的道义是更大的道义,西方批评中国文明传统没有公共性,家天下几千年,什么都讲私的,什么东西愿意暗箱操作,博扬这种人说中国文化是酱缸,鲁迅就两个字吃人。私这个帽子必须得摘掉,我们讲的这公即便家天下之后我们讲公也是可以讲的,非常理直气壮讲公的,没有问题,假如说吵架首先得把道义正当性先压倒对手。你讲的所有的这些无非就是讲道义,讲道义公字为先,这个字其他的字换不了的,首先是不是可以突出这个?突出这个我们谈道的话没有太多形而上的色彩,讲道学最容易讲形而上学,再讲向自然科学方向靠拢了,讲三生万物了,其实道之大主要是人文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取向,以人为核心,讲的还是人世间的道义。人世间的道义的话,讲完了公之后谈觉悟的话就会出现王夫之讲的中国传统有三大防,要严彝下之防,君子小人之防,这两防根本大别。所以我们传统是要把义放到利之上,这是最关键的。西方文明为什么所谓自由、平等体制为什么有问题,不是本身这套话语,这套话语挑不出来毛病。但是马克思说你是假的,你实际的效果不可能是你话语所展示的那个样子,所以你才是假的,这里面有一转这个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如何既能够使面上一个好看,另一个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表里如一它的体制其实做不到的。它的体制做不到我们马克思就批评资产阶级共和国它的虚伪性。它的道义话语里面缺了这样一环,所谓的结果的正义,义字把结果包含在里面,政治要负责到底的,不能说有一个表面公正的规则大家都这样干,你愿赌服输,是赌场的规则不是治理国家的规则。

    中国文明是怎么做到的?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你知道要把道义置于利益原则之上这个谁都知道,西方人也说我们道德领域不能谈判的,道义的问题不能谈判的,你怎么能做得到呢?所谓议会体制干交易的,结构性的,怎么可能道义的原则怎么压得住利益原则呢?

    我个人的感觉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中国有一个家道的东西,中国讲亲亲、尊尊、贤贤,这三个结合起来其实非常厉害。亲亲讲的血亲伦理,尊尊讲的政治伦理,贤贤讲的文化伦理,这三样其实就全了。儒家本身道其实还是挺全的,三个伦理,把它放到一起以后,你怎么样才能保证道义原则压住利益原则,其实看商人阶级就可以了。哪国商人主动重农异商这样一个基本的判定呢?只有中国商人能够接受我们商人不配治国,因为儒家有家道商人怕富不过三代,不能拿商场教孩子,你只拿儒家的经典,你给孩子念三字经、弟子规,你才能跳出富不过三代的魔咒,这里面讲的全是道义。你商人为了儿孙孝顺你也得接受,是不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力量之源,血亲伦理和政治、文化理论三点结合非常厉害。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我们说有信仰,你们祖先崇拜,血亲崇拜你们很LOW,你低级,我们不低级,血亲伦理非常厉害,每个人有名有姓,你每个代人都是有辈分的,族谱一列每个人在茫茫宇宙中当中有永恒不变的位置,你有了位置以后就有了责任感,责任感任何不能剥夺得了的,每个人对历史负责,你做贼给坑了儿孙就贼子贼孙了,给祖宗摸黑了,这个力量非常强大的,道义原则能够压住利益原则是有道理的,非常难以做到的。

    能够穿越这个历史的,超过这个时间的,是不是可以从中国特有的儒家教导三种伦理的三个有机结合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这样我们既有道义又有过程的描述,吵起架来才硬气。

    鄢一龙:感谢丁凡老师评论非常精彩,你从尊尊、亲亲、贤贤,实际上你是反对平等的。

    我是很同意白钢后面的结论,他简要就在这里,这个结论可以写好几本书。白钢谈的不易、变易、简易这三个,他是从传统的中国来谈的。如果说现代的中国,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以后也有三个不易的东西。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个是人民的主体性,人民中心,第三个是社会主义,我们实际上在这之前是把这个作为中国道路的一个铁三角,假如你说西方的现代话语体系,他有它的核心自由、民主、人权,这是它内在核心,它的含义它在不断调整,不同的世界实际内在含义发生很大的变化,它们三个词不会变的。我们开始从经验思考上面去讲,我前段时间参加一个研讨会,童德志做一个研究,他发现一个所有领导人讲话里面的文献,他做了一个统计词频,最高三个词就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人民,他们领导人之间也有不易的地方。我们现在说我们构建中国学派把这三个词作为核心,重新充实它,你可能地下有子概念什么的,这三个是原概念,子概念围绕三个词形成中国学派的问题。

    变易方面,这三个词这个之间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而且我们要观察毛泽东思想跟郑小平理论之间你可以说张力很不一样的地方。社会主义这个事情从一个毛泽东的视角来说他更多将社会主义理解为生产关系方面,我必须建立一个纯粹的公有制主体,但是上层部分反资产阶级法权,但是你改革开放之后你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恰进入了异己的东西,社会主义跟资本之间形成一个很大的张力,你这个时候你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有的人光教条化的去理解不易的角度,他说你现在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了,但是我们一直还坚持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后面的含义是什么?不易和变易之间变更,不易同时还是变易的部分。白钢老师前面也谈到,它有不断不长,恰恰把这两者整合在一起,资本力量和社会主义要素整合在一起,那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融合市场经济,发挥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优势,同时上层建筑是共产党引导的,资本力量很强,要求你这个社会主义能力利用资本又能驾驭资本的问题。

    白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跟人民的主体性是一个双向赋予的主体性,他的总结是一个师生辩证法,是非常有意思的。你可以看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有一条,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精神由被动转化为主动,假如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缺乏主体性的,为什么它没法形成一个集体的意志,我有集体的意志、集体的规划、集体进行伟大的斗争,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近代革命任务也是如此,没有共产党组织领导人民整体利益,长久利益怎么会有一个表达机制呢?而且人民还需要有一个共产党的领导提升它的觉悟,它超越局部个体眼前的利益,所以他是一个双向的富裕。反过来,党的一个正当性主体性实际上是人民赋予的,党是离不开人民主体,党是实现人民自身利益的工具,它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人民需要实现它的整体利益跟长远利益,需要一个实际的依托,内在辩证关系来说实际上体现不易跟变易。

    简易在中国现在大陆中也表现的非常明显,白钢兄说的最好,他说的简易直指根本,最简单最核心的,但是简易还有一条非常通俗,真正达到这个境界的就是毛泽东,你可以看到毛泽东选集里面都是谈话篇,没有长篇大论的,直指根本,很通俗,老百姓的话,所以说能够可长、可久、可大,大家很容易亲近。

    他说的不易、变易、简易这三个不但适用于传统文明,当代道路也可以理解,中国学派构建深具启发意义的。

    白钢:点评和问题都非常的有见地,所以我从最后比较尖锐的丁凡兄来讲。

    我在这点上我已经很明确的知道我提出平等与觉悟双运的时候,佛道两家的思想资源应均足以支撑,最大的反对意见大约来自儒家。就儒家而言,有强调平等的维度,即其质家法;也有强调等差秩序的维度,即其文家法。孔子的态度,是于文质之间折中损益,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我从来都认为文家法和质家法都有其内在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故而文质损益是为中道。儒家之质家法与社会主义之文明特质更相契合,而文家法更多地对应于统治-管理的技艺与智慧,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此两者都有重大价值。近年来,已有不少国外学者对中国体制表示出一定的赞赏和同情,其出发点多是基于中国强大的国家能力,这种对于整体国家能力和治理手段的认同,本质上更偏向于儒家之文家法。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儒家中强调尊卑之义的文家法在党内也渐渐成为重要的理论资源。这固然有其理据,但要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品质本质上不在这一端,它可以与此不碍,但绝非以之为根本。

    我很显然的知道这个问题上会激起很多争论,我的老朋友曾亦教授,很深刻地指出,孔子以降之儒家传统的主流是损文益质(何休谓“《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明《春秋》质家”),即越来越弱化等差而强调平等。对于儒家传统这种演化倾向的判断,我与他是高度一致的。差别在于,对此,我觉得“好得很”,而他认为“糟得很”。他所代表的儒家“经学”复兴运动,很大程度上正是不满于这种损文益质的传统,试图通过强化“文家法”的特征,甚至不惜回到前孔子时代作为周代王官学的文教礼乐(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礼法,与之相对,无论孔孟之道统还是秦汉之政统都是“反封建”的)的典型意义上的“反动”。因而真正的问题还不在于如何认识儒家,而在于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否以社会主义为旨归。

    丁凡兄特别提到血亲逻辑、政治逻辑和教化逻辑三者的结合可以驾驭资本逻辑,我对此表示相当的怀疑。事实上,资本逻辑完全可以将上述三者都统合于自身:家族企业就是“儒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那这种经济形态中,亲亲、尊尊、贤贤都可以共同地服务于资本无限自我复制-繁殖的过程。要能够真正驾驭作为整体性社会权力的资本,不可能指望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的自我教化,而恰恰需要同样作为整体性权力存在的类似中国共产党这样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并富于觉悟性的团体。

    丁凡:资本主义断子绝孙的钱都赚的,亲亲、尊尊、贤贤家族企业这些钱就不赚了。

    白钢:有良心的资本家依然是资本家,吕思勉先生说“只有良心发现的个人,没有良心发现的阶级”,在今天依然适用。

    提问:白教授问题是未来,未来物质极大化,资本主义是积累,必须发战争财和奴隶贸易,未来物质极来大化以后人们基本温饱解决了,让中国模式更久一些,不要用过去的资本主义和未来的资本主义。

    白钢:广生兄提的平等和觉悟的关系,为什么平等放到前面呢?我是参考了甘阳老师的《新时代的通三统》一文,在那里他把平等这一品质赋予社会主义,认为这是其最核心的特质。如果按照六祖慧能的表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那觉悟在先自然也不错。我想强调的是,平等和觉悟必须双运,才能互相成就,最根本平等在于,一切人本身都是有觉悟性的;而最根本的觉悟在于,体证一切人是究竟平等的。这是平等与觉悟的释义学循环。如果说,俄苏列宁主义式政党是以类似于神对凡夫的“圣爱”态度对待人民(党和人民的关系始终是单向度的:党是人民的领导者、监督者、教育者,类似东正教会之于民众、牧首之于教徒。对党而言,只有到群众中去使之“提升”,没有“降低”为普通群众的从群众中来的环节;只有党领导人民、监督人民、教育人民,没有党接受人民领导、监督、教育的环节。它对人民的感情,在最高尚无私的意义上,类似于神对凡人的圣爱这同样是单向度的),那么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那里,这一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就如同从事在智叟式的常人看来不可能完成任务的“愚公”,而这一任务实现的关键,就在于要感动人民大众所代表的“上帝”,二者一起努力来实现目标。感动“上帝”,意味着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打动乃至引动神圣而全能的力量,人民大众就是这个“上帝”,意味着人民本身就是此世间一切神圣全能之力量的源泉,坚持下去感动人民所代表的“上帝”,意味着要以共产党的觉悟引发人民的感同身受,激发人民本具的无上觉悟,以此觉悟所转化成就的神圣全能之力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将革命进行到底。

    第二条,世俗和神圣生活之间的圆通,当然不仅仅适用于作为我们对手的西方,对整个东方世界都有普遍适用性,伊斯兰世界如此,印度同样如此,真正意义的中道,是寓神圣于日用之中,在世俗中体证神圣。

    以小康作为现代社会某种特定发展阶段的命名,指称人民生活富足安乐的状态,是中国传统与现代化叙事很自然的结合。新时代之新,不但意味着小康社会将在很切近的将来实现,也昭示着,小康之境所对应的“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天下为家”状态,将会被某种更公平合理、高明正大、更能透出人心向上之力量与人所本具之觉悟的新状态所取代。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之后应及时地启动带有更高阶段社会主义性质的试点,这对当下中国来说已经是非常重要和迫切的任务了。

    我这个报告还真不是用于和西方人讨论的,而是在内部梳理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共识及其历史源流。我想强调,在习惯了写长篇大论之外,要保持进行简约化概述和归根到底能力把握,这是我们需要具备的一种能力或说习惯。我绝不否认写长篇大论的意义,当繁的时候则繁,有些情况就得写复杂些,要不别人以为你没有表达的能力,但是大是大非根本性问题上进行判断与决定,则取决于根本的见地,是以此见地来组织统合各种其它的材料。

    最后,一龙提的没有完全超过我们预期,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人民这三个词汇出现频率最高的,我相信在毛主席着作中也是如此。这确实可以构成中国话语或者中国体系这样的一类原概念。这三者之间的内在的张力关系。我有一个想法,在新的讲四项资本原则当中,特别提到党的领导是根本,这个肯定没错,但其实需要再加一条:党的领导是核心,而党要保证自己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从理论上就更为完整周严。

    胡鞍钢:我正在接待老外,他们关心我们怎么走中国道路,我今天跟老外讲,为什么中国需要追求共同富裕?这个思想不是今天出现的,在你们那个年龄比你们还小的时候。大约我博士毕业以后,36岁的时候写一本书《中国走向21世纪》,来预测2000、2020甚至2050,最后一个的结论中国确实要有自己的道路,最后一条非常重要要实现共同富裕。因为如果我们和美国做一下对比的话,按照人均资源分配,无论是耕地等等所有的资源分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证所有的协调好,这是最大约束条件,只是从资源角度来看,这个思想到美国以后非常明确。

    耶鲁大学的晚上和现在差不多,我在学校的时候一个黑人拦住我了,要几个硬币,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美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确实让人民富裕起来了,但是解决不了共同富裕,回国以后有领导人问我为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说得非常清楚,我们早晚走现代化,但是现代化有两种模式,一个是资本主义模式,相当一部分富裕起来,但是他根本解决不了我们说的共同富裕,北欧这些国家我去过,国家太小,瑞典只有800万,中国预测2030年16亿人啊,不是现在的生育率,16亿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就更加坚定一定是共同富裕。发展的逻辑来看就是先富论,因为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遇到一个最大的陷井就是贫困问题,出不来的,你怎么来实现?小平同志提出了先富论,突破一点,进而使得沿海地区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经过这么多年现在我们有了信心,因为2004年以后中国地区差距缩小,2008年基尼系数高峰已经下降了,2008年城乡差距也基本缩小了。但是当时党的十六大的时候提出2020年三大差距,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扭转了,实际上等于提前10多年扭转了。我们在2011年我们写了一本书《中国走向2030》,主标题是迈向“共同富裕”,还有一个标题是“世界大同”,首次发现在过去两个世纪南北大区异,进入本世纪以后开始南北大趋同,我又把数据算一下,2030年大体上2010年大体南方国家已经超过北方国家了,2030年跟我们当时预测的结论是一样三分之二,从二分之一以上到三分之二,反过头来北方国家从不到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因此他这两个趋势导致全世界现代化要不要?就已经非常明确了,什么样的现代化确实中国要走出一条道路来。

    这次十九大报告最令人兴奋得把共同富裕写进去了,加了四个关健词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大家不要忘记了2030年朝大的迈进,2050年叫基本实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梦。

    昨天还在国家卫计委讲人口的时候,最后我们的结论你必须得走社会主义,我们说的社会主义不传统的社会主义,你必须创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我经常和我们当时20年前和30年前写的文章对话,你们也会未来时期讨论这个问题。小平同志说的比较清楚,先富论归根到底还是共同富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世界性难题,它的意义超过我们说的中国式的含义,中国三大差距世界第一,无论是地区差距还是城乡差异,20多年我和绍光做过研究,包括和印度做过对比,因为你幅员辽阔960万平方公里,散在不同地区,三大差距非常差。我们可以这样讲2050年,也用不到2050年,因为现在三大差距已经缩小了,如果按照这个趋势走下去的话,我们相信2035年有可能比我们原谅想象的2050年还能提前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原因何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了,城乡融合的程度,西方国家经过了几百年的过程,我们大体就在这个过程之中。现在农民主要收入已经不是农业收入了,已经是旅游收入了,直接城市人进行转移支付,今年肯定会突破50亿次的旅游。我们前两天还在农业部讨论,一半以上到农村,吃在农村,住在农村,转移支付给农民,原来这些没有手段的,现在农民知道星,你把五星砍到四星都不干的。大家还要走中国实际去看,我们这些理念不完全是我们教授方面的理念,已经发生在中国的实践之中,我们一直推动,因此十九大报告再看看我们写的《2050中国》和党中央基本同样的结论,这个结论基于我们调查研究包括这样的分析,因此中国大同导致世界大同,我昨天写这段的时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实际上资本主义救不了西方,现在已经被证明了,我们还是说,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救了中国,可能也为西方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道路。

    提问:我的问题其实也很简单,中国其实是学术界百年来的路树一个照着说,然后是接着说,我感觉白老师试图自己说,用自己的话语范式解释中国问题,我的问题是方式很有原创性,怎么跟现有的话语衔接,你说这些东西他们懂吗?你讲这些东西他们不懂?这方面怎么衔接?

    白钢: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大的思路,中国当时为什么接受西方话语,这套话语体系又烦琐,而且主要基于跟中国原来所熟知的话语体系很不同的认知基础,为什么中国人接受这套话语体系?首先因为你打不过他,不是话语逻辑性比你更深刻、强大、有效,是因为你先痛切的感觉到实力明显不如它,激发起学习直接相关的科学技术,进而研究历史、文化、制度相应的问题。这个过程的开启与实力消涨有重大关系,进入到民族心理层面后又不完全与实力对应,而具有一定的独立特征。比如说以80年代接受教育的群体为例,那时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洲的差距极为巨大,故而很大一部分人形成了对西方持仰视态度、以“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心理定型。若干年后,美国和欧洲早已不是当年预期的美国和欧洲,中国也不是当时的中国,但这种特定时代生成的仰视习惯和心理定型还在。如果这样的群体没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改变自己,没有充分的对现实的认知与接受,而改变自己固定思维范式的话,那哪怕现实世界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和西方还会继续保持当年的定位。

    对于不同的群体,如何进行有效的说服是个巨大的考验。上面说的是中国的例子,如果谈到以西方,那么西方的年轻人,接受中国道路在整体上优于西方的,相对容易,因为这是他们不断感受到且越来越真切的现实。而更年长的一代要克服其固有的心理优越感和思维定式,则要困难得多。因而,对不同的群体要采取不同的说服教育模式。这里我做一个较极端的假设:哪怕中国对自己的模式解说得并不成功,只要中国的综合国力足够强,中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持续超过一代人的时间,西方肯定涌现处一批思想家来论证中国的制度为何本质上即优于西方,类似中国在19-20世纪发生的对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全方位思考和论证。

    根本上对于自己道路所内在力量孕育真理性有认知,并且要用与时代相应的形式把内在的真理性揭示出来。学术界有学术界任务,当然这个任务不应只限于学术界。另一方面,真正要立起一套有效的话语体系并产生影响,有些情况下是靠说服的,有些情况则不是,而是秉持着旧想法的、接受不了世界的真实变化的群体渐渐边缘化了,如同伟大的物理学家海森堡所说的那样,新的理论成为主流,不是靠说服完成的,而是新的一代成长起来接受了新的解释方式和理论范式。在这点上,我对于中国年轻一代具有高度的信心。我从来不认为中国90后 、00后没有抱负,没有想法,甘于平庸,中国这么大人口基数,任何一代中都可以找到胸无大志、缺乏追求抱负的人,也一定能找到富于深思的、愿意从现实和历史的问题出发探索真理的人。要相信,大势在我。

    提问:你的观点非常有启迪性,有一点有待挖掘。简易在《易经》里是可长可久贤人的一个伟业,世俗的伟业。简易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简易可以配至善,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是非常高的境界,至善是人类追求的目标。简易用现在的语言诠释出来。这个问题刚才丁凡说中国的话语怎么和西方对抗,只要把简易挖掘出来,中国的话语完全和西方对抗。简易既然在易经贤是一个广义,还是配至善的,在于什么是简易,是技术性的简易,真理性的简易,非常简单。简易配的广业,广业配的是人民,如果人民具有真理性的话西方民主是一种割裂,民和政治的割裂,主是政治,民是百姓,只是一个职位的变化。

    所以这个问题可以说挖掘以后可以和西方对话的。给您一个小建议,在《西游记》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八戒大战流沙河奉法收悟净,如果从反面来说八戒欲望很多的,八方面不戒,流沙河代表什么啊?无限的欲望,如果大战流沙河人无限的欲望小的简易的话,收悟净,悟净是什么?把奉法是至善之法,简易这个年代应该是什么?时间碎片化网络化情况下,人的分散化这种情况,用这句话解释我们大同社会非常有意义的,非常精辟的一句话。

    白钢:提的很好,其实是这样的,简易这个原则可以举个例子。中国道路与中国实践的全部真理性,它的起点与归宿、前提与结论、手段与目标、信仰与现实,归根到底,就是一句:为人民服务。

    正是这极简单的一句话,鼓舞了亿万人投入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去,并可以持久地传承下去,持久地发挥效力。这便是境界直指的力量。

    直指不碍分析,分析不碍直指。简易的概括提炼,完全可以用系统全面复杂的方式加以阐述、论证、宣传并付诸实践。

    鄢一龙:我们非常感谢白钢教授非常精彩的演讲,感谢各位嘉宾非常精彩的点评,我们进行非常充分的讨论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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